被害有怨 司法無光—–中央警察大學刑事系 林裕順教授

被害有怨 司法無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裕順/中央警察大學刑事系教授

　　2010.09，法院輕判性侵女童案件，挑動人民司法積怨，引發民眾湧上街頭，訴求擴大「性侵犯罪保護對象」，儘速通過「法官檢察官評鑑法」，以及設計建制「專家證人制度」、「公民參與審判制度」等等法律增修。本項社會運動司改訴求，不僅反映一般國民對於刑事審判的無奈、不滿，並且突顯犯罪被害人歷經訴訟過程的孤單、無助。

　　然而，現代民主法治國家，司法救濟乃社會正義最後防線。刑事審判不能違背「公民參與」、「頭家意見」民主機制。同時，刑事審判程序過程不能忽略被害人「訴訟參與」、「痛苦心聲」弱勢救贖。蓋犯罪被害人乃權益遭受侵害「案件當事者」，刑事審判若不能貼近民意「聞聲救苦」，獲致包括被害人等全體國民肯認支持，司法公信終將無以為立。

(被害人保護 司法文明 ) 
　　「刑事制度被害人地位之歷史，彷如程序上排除被害人之歷史。」就犯罪追訴制度沿革而言，原本藉由私人報復回復社會秩序，因時代演進國家組織漸趨完備，犯罪追訴處罰責任轉由國家機關承擔。另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刑事制度，訴訟過程由審、檢機關與被告、辯護人擔綱，進而犯罪被害人雖遭權益侵害之「當事人」，訴訟過程卻仿如受到遺忘的「邊緣人」。蓋現行刑事司法制度，受害者或為證人供述被害，任憑差遣形同證物，或列席旁聽無可置喙，隔岸觀戰有苦難言。

　　有謂犯罪被害人因他人犯罪遭受「第一次」傷害，刑事救濟若未兼顧被害處境不免「第二次」傷害，甚至不信審判自我放棄形成「第三次」傷害。東瀛日本參考歐陸法制，體察刑事程序被害人之定位過於消極、被動，修正制訂「刑事訴訟法」、「犯罪被害人權利保護法」制度規範，增訂被害人等得直接參與刑事審判之「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」，並藉刑事判決結果請求損害賠償之「損害賠償命令制度」（2008年12月1日施行），用以保障犯罪被害者權利利益，對照我國現制他山之石或可攻錯。

(訴訟參加 被害人權利) 
　　我國有關犯罪被害人刑事程序規範，類如偵查階段之告訴權（刑訴法第232條）、偵訊時被害人陪同（第248條之1）；對於檢察官案件處分得聲明異議（第255條）、請求交付審判（第258條之1）或自行提起訴訟（同法第319條）；以及於檢察官實施認罪協商得適時表達意見（第455條之2）等等。可是，公開法庭審判程乃真相釐清、法律適用及刑罰輕重之關鍵時刻，現行法規定被害人如同前述僅可候供指喚而為證言，以及「必要時」陳述意見（同法第271條）等，被害人與公訴審判程序中並無其他權利保障機制。

　　日本公訴程序設有「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」，對於因受生命、身體、自由一定重罪侵害，而希望參與刑事訴訟程序之被害人等或接受其委託律師，審判期日得進入法庭審判區域（BAR），與檢察官並肩而坐提供意見，實施證人詰問及被告詰問，或同檢察官論告求刑程序陳述意見。同時，對於經濟弱勢等之犯罪被害人，該國亦設有國家選任「義務律師」，免費協助被害人落實程序相關訴訟參加之法律扶助機制。另本項制度設計基本構想，並非將參加訴訟之被害人，視為等同被告及檢察官之訴訟當事人，而僅止於維持現行被告與檢察官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制度下，於一定限度內承認被害人等得參與檢察官公訴活動。

(被害心聲 檢察官代言)
　　因此，日本訴訟參加之被害人並未具訴訟當事人的地位，被害人不能獨自變動公訴事實內容、請求證據調查，或上訴救濟。另為能避免影響證據審理事實調查，若被害人訴訟過程預定「證人」身份出庭作證，則不能再以「訴訟參加人」身份出席在庭。參加訴訟之被害人實施證人的反對詰問，僅限於證人供述情況事實並未及於相關犯罪事實。並且，言辭辯論程序事實認定或法律適用意見陳述，並不能作為證據認定之基礎 

　　 再者，為維持當事人進行主義制度運作，參加訴訟人被害人之相關權利，應事先向檢察官提出聲請。例如，訴訟參加被害人有意行詰問證人或被告時，應預先向檢察官提出聲請，受理本項聲請檢察官先行確認內容，認為自己實施相關詰問為當者仍可自行為之，若認為訴訟參加被害人實施較為妥適，則使該訴訟參加被害人為之，藉以防止程序紊亂、爭點失焦具有實益。因此，於本項制度設計之前提，被害人和檢察官密切合作、充分溝通不可或缺。檢察官相關公訴權限行使，對於訴訟參加被害人之意見陳述，若檢察官未符合訴訟意見自行實施訴訟行為時，應向被害人說明該項理由。

(被害賠償 一次解決)
　　歷來，犯罪被害人若要提起民事程序要求賠償，通常必須於刑事裁判外另行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。日本刑事審判程序新設「損害賠償命令制度」，於刑事裁判終了後，原審刑事法官接續進行民事審理，以藉同一審判程序解決民事、刑事爭議糾紛，減輕犯罪被害人因訴訟程序所受精神苦痛與負擔。本項簡易、迅速救濟新制，亦可避免刑事、民事程序裁判矛盾或不一致情形。

　　「損害賠償命令制度」適用對象之犯罪種類，與被害人訴訟參加之適用範圍幾乎一致，惟排除業務上過失致死及重大過失致死傷罪之案件。蓋類似此過失致死傷的訴訟案件，若被害人亦有過失相關過失相抵影響賠償多寡，故類此單屬民事賠償爭議焦點，或致刑事審理延宕案件，並未適用本項制度。另損害賠償命令之審理，限於同一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，並於刑事終局判決經宣告後方得實施。且損害賠償命令之審理，除有特別之情形外原則上應於4次審判期日內終結，若相關民事審理曠日廢時，則移轉民事法院進行相關訴訟程序。

(人民司法 被害人參與)
　　被害人乃生命、身體等受到重大侵害之案件當事人，但長久以來於刑事司法或社會輿論卻總「受到遺忘」。犯罪被害人乃身心受苦權利受害之「案件當事人」，但刑事程序條文規範卻非「訴訟當事人」（刑訴法第3條），或背離被害人等一般國民之期待，也失去社會大眾對於刑事審判之認同。為提昇司法公信，包容多元意見，架構具開放平台，似應將被害人觀點、立場引進刑事訴訟程序。並且，犯罪被害人除犯嫌、被告外，乃最關注刑事審判程序者。刑事司法建制「國民參審」反映人民聲音，邀請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同是先決條件。蓋為保障市民之自由權利，相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之正當程序保障理所當然，惟釐清事實真相、犯罪動機，並於審判程序正確反映被害者心情、立場，同為國民期盼司法審判應有之功能。

　　司法院釋字第507號解釋：「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此項權利自亦包括人民尋求刑事司法救濟在內，是故人民因權利遭受非法侵害，加害之行為人因而應負刑事責任者，被害人有請求司法機關予以偵查、追訴、審判之權利，此項權利之行使國家亦應提供制度性之保障。」日本修法新制被害人得以進入審判區域，確保事實真相釐清、維護被害名譽，以及實現公平刑罰；另利用刑事審判結果，被害人簡易、迅速獲得民事賠償，減輕訴訟負擔並免裁判歧異等等司法變革，頗值我國落實犯罪被害者司法人權保障之參考。